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繳翼飛 北京報道
擴大內需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，近日印發的《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》（以下簡稱《方案》）備受關注，特別是近期受美國“對等關稅”影響外需壓力顯著加大的背景下，以提振消費為首的擴大內需顯得愈發迫切。對此，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了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、研究院院長章俊。
圖：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、研究院院長章俊（受訪者提供）
章俊表示，在年內未有增長政策加碼的情景下，預計2025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有望維持增長，但增速或將邊際遞減。而當前美國“對等關稅”政策沖擊大幅提升了年內消費政策加碼的必要性，且后續政策加碼仍需重視對居民增收減負的支持力度。一方面要加大力度促進居民增收，提高一次分配收入占比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、完善就業市場等；另一方面要切實減輕居民“三座大山”的壓力，如降低公積金利率，減輕居民購房負擔，釋放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。通過以上政策組合，既能短期內刺激消費，又能長期優化收入分配和供給結構，推動消費升級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。
《21世紀》：《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》首次將“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”置于首位，強調“增收減負”與“高質量供給”雙輪驅動。你認為這一政策設計體現了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哪些核心邏輯？
章俊：這一政策安排體現了宏觀經濟調控重點和工具的轉變，擴大內需由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邊際轉向。當前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重塑，疊加國內經濟新舊動能切換，宏觀調控底層邏輯發生變化，對需求側的重視程度大幅提升，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的經濟轉型。
過去我國大力發展制造業產能和出口的外向型經濟模式，面臨結構性轉型需求。尤其是面對當前美國“對等關稅”政策沖擊，進一步加速了內需提振進度。《方案》通過促進居民增收減負直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，推動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，可以視作宏觀政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，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從“總量刺激”向“結構優化”、從“短期救急”向“長期治本”的深刻轉變。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激活消費潛能，以供給側創新升級匹配需求變化，形成“收入增長—消費升級—產業轉型—經濟提質”的良性循環，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持久動力。
《21世紀》：與過往促消費政策相比，其創新性體現在哪些方面？
章俊：本次行動方案與過往政策的顯著區別是更加注重系統集成，而非簡單的政策刺激。《方案》全方位對消費各個環節全流程設計，涉及“有錢花、敢花錢、愿花錢、易消費、能消費”五個方面：一是“有錢花”，多措并舉提高居民收入，加大消費直接補貼力度；二是“敢花錢”，提高社保、醫保標準，加大生育保障力度，減輕居民負擔，解決居民不敢花錢的問題，提高邊際消費傾向；三是“愿花錢”，優化消費供給，推動消費品質提升，如服務消費和新型消費，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；四是“易消費”，優化消費環境，保障休息休假權益、營造放心消費環境、完善消費基礎設施；五是“能消費”，清理對于消費的不合理限制，優化營商環境。
《21世紀》：《方案》提出“以高質量供給創造有效需求”，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擴大內需中的作用？
章俊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能夠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，滿足居民日益多樣化、高端化的需求。另一方面又可以創造新需求，例如智能家居、新能源汽車、智能穿戴設備等新興領域。
結合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壓力加大、服務業和服務消費水平與發達國家仍有一定差距的背景，銀發經濟、國貨品牌、冰雪經濟等或成為突破口，銀發消費能夠推動養老服務、醫療保健、老年旅游等領域的供給升級，滿足老齡化社會的需求；通過國貨品牌建設和文化賦能，能夠滿足年輕一代對本土品牌的認同感；冰雪經濟則可以結合冬奧會等冰雪運動賽事的契機，完善冰雪運動設施和服務，推動冰雪旅游和相關消費增長。
《21世紀》：《方案》提出“育兒補貼制度”“提高醫保養老金標準”“靈活就業社保戶籍限制取消”等舉措。這些民生保障措施如何通過減少預防性儲蓄釋放消費潛力？
章俊：所謂預防性儲蓄，實則體現出中國在民生支出部分的提升空間較大，且目前來看方向明確。國際歷史數據顯示，伴隨人均GDP水平提升，財政向民生社保支出占比相應提升。在“后工業化、城鎮化時期”經濟可持續增長有賴于科技突破和內需增長，而無論是科技還是消費都需要提升教育、醫療、社保等“投資于人”的支出比例。
例如本次政策提出的育兒補貼能夠減輕家庭生育成本，釋放育兒相關消費（如教育、母嬰產品），提升生育意愿和人口高質量發展；提高醫保養老金標準可以減少居民對未來醫療和養老支出的擔憂，降低預防性儲蓄需求，促進老年消費和“銀發經濟”發展；取消社保戶籍限制主要是配合新型城鎮化建設方案，將部分農民工和流動人口納入城鎮社保服務范圍，而其“市民化”一方面帶動新增教育、醫療、養老設施投資需求，另一方面通過提升和完善社保待遇提高消費傾向和消費能力。
截至2023年，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.16%，如果要在2029年達到70%的話，每年需要新增的城鎮人口約為900萬人。我們測算，對應所需每年新增投資需求和財政支出規模或在1.35萬億元左右，且由于公共服務供給增加將帶動消費需求每年提升7500億元。
《21世紀》：如何平衡政策的普惠性與可持續性？
章俊：所謂財政社保支出的普惠性與可持續性平衡，首先有賴于分母端經濟增速的提升。以短期新增投資和社保水平提升，提高經濟長期增長潛力、改善居民消費函數和邊際消費傾向，本質上是“以時間換空間”通過經濟可持續增長實現財政可持續。
其次，普惠性社保支出政策本身便是對央地財政壓力的一次“再平衡”。例如生育補貼、教育、社保、醫療等全民性普惠性支出，由于人口的可流動存在一定外部性，因此由中央承擔大部分支出責任，而政策產生的正外部性由居民所在的各地方政府享受，本身便有助于緩解地方財政壓力。
最后，還需要關注政策執行的精準性，優先覆蓋邊際消費傾向更高的低收入群體和高需求領域（如育兒、養老），避免政策無差別“撒胡椒面”導致財政負擔過重。
《21世紀》：日本“國民收入倍增計劃”的經驗教訓對完善我國消費政策體系有何啟示？
章俊：日本“國民收入倍增計劃”通過收入分配改革和產業升級，大幅提高居民收入，短期內刺激了消費增長，但由于其過度依賴財政刺激，導致后期債務負擔加重，且產業結構未能及時調整，導致后期經濟增長乏力。因此，我國在不斷完善促消費政策體系的過程中，一方面要借鑒其完善收入與社保制度方面的經驗，通過稅收、轉移支付等手段，縮小城鄉、區域、行業間的收入差距；持續提高醫保、養老金等保障水平，減少居民儲蓄動機。另一方面要注重產業升級與消費聯動，推動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，創造高附加值就業機會的同時，滿足消費升級需求。
《21世紀》：如何評價“以舊換新”政策加碼（如30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）對消費升級的撬動作用？其財政乘數效應是否可能受透支消費的制約？
章俊：“以舊換新”政策對消費和內需拉動作用顯著。我們測算2024年財政補貼的乘數效應大致在2.1左右，即財政補貼1元帶來消費增長2.1元，預計2025年安排的3000億元消費品以舊換新補貼規模將拉動消費增速1.2%以上，撬動家電、汽車等大件消費品的更新換代，直接拉動相關產業鏈增長；長期來看也會推動綠色、智能化消費，促進產業升級。
首先，財政補貼對不同類型的消費支持效應需單獨分析。例如，對于汽車、家具等大額耐用品消費，隨著補貼持續時間提升，財政乘數和對消費的拉動作用存在邊際遞減。因此，我們也看到今年“以舊換新”政策在覆蓋范圍上做了相應擴圍。
其次，對于餐飲、影視、娛樂等服務業消費，財政補貼的可持續性較強，是未來可以拓展的財政補貼方向之一。
最后，還需要謀劃出臺一批能夠將“促消費”和“利長遠”結合起來的補貼政策，例如育兒補貼，短期可以帶動消費增長，長期可以促進人口增長。政策層面需要注重收入層面配套政策的落實，結合收入提升、社會保障完善等措施，從根本上增強居民消費能力，才能源源不斷地創造更多消費需求。
《21世紀》：今年比較創新性地提出了“人工智能+消費”，并且給出了自動駕駛、智能穿戴、機器人、腦機接口等明確方向，你認為這些產業方向能否有較快面向C端的應用落地？“人工智能+消費”的產業化路徑是什么？
章俊：從目前行業發展現狀來看，上述行業均在不同程度向C端應用邁進。例如，智能穿戴的市場相對較為成熟，如智能手表、健康監測設備等已走入日常生活場景，未來有望將向健康管理、娛樂等方向延伸；服務機器人（如清潔機器人、教育機器人）也已逐步進入家庭，未來可能擴展至情感陪伴等領域；而自動駕駛在短期內可能以B端（如物流、公共交通）為主，C端普及仍需解決法規、成本等障礙；腦機接口的技術成熟度則相對較低，短期內更可能應用于醫療康復領域，C端普及仍需經歷一個比較長期的從研發到落地的過程。
“人工智能+消費”的產業化路徑有四個方面：一是加大研發投入，實現技術的不斷突破，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消費領域的應用；二是明確落地場景，優先選擇需求明確、技術成熟的領域（如智能穿戴、服務機器人）進行商業化；三是應用生態構建，打造“硬件+軟件+服務”的完整生態，例如智能穿戴設備結合健康管理系統等，能夠幫助“人工智能+消費”產業鏈快速打通；四是政策支持，通過稅收優惠、補貼等手段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研發和市場推廣成本，幫助其盡快實現產業化。
《21世紀》：你預計2025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將如何變化？若需政策加碼，哪些領域應優先調整？
章俊：國家統計局的開年數據顯示，1-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4.0%，其中通訊器材類、家具類、家電類商品零售額增速受到以舊換新政策明顯提振。就像剛才提到的，“以舊換新”政策對消費提振效果顯著，但其對消費的撬動作用存在邊際遞減規律。在年內未有增長政策加碼的情景下，預計2025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有望維持增長，但增速亦是邊際遞減。
當前美國“對等關稅”政策沖擊大幅提升了年內消費政策加碼的必要性，我們認為后續政策加碼仍需重視對居民增收減負的支持力度。一方面要加大力度促進居民增收，提高一次分配收入占比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、完善就業市場等；另一方面要切實減輕居民“三座大山”的壓力，如降低公積金利率，減輕居民購房負擔，釋放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；擴大育兒補貼覆蓋面，將補貼范圍擴展至托育服務、教育支出等，降低家庭育兒成本；完善社會保障，提高醫保報銷比例、擴大養老金覆蓋范圍，減少居民儲蓄動機。通過以上政策組合，既能短期內刺激消費，又能長期優化收入分配和供給結構，推動消費升級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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